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提供新2娱乐官网,dafa888等产品欢迎前来洽谈业务合作

dafa888

dafa888资讯

dafa888新闻

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来源:新2娱乐官网 时间:2018-11-16

  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中189号李宝春大厦10楼1002室。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荃湾德士古道72-76号,兴业中心905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客运集团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富民街28号。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08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阳康利巴士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经济开发区北四台子村腾飞大厦三楼。

  上诉人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康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客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客运集团)、沈阳康利巴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康利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辽民三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4号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主审法官苏戈担任审判长,与主审法官高珂、李明义组成合议庭,法官助理宋汝庆全程协助办案,书记员纪微微担任记录,于2015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香港康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掌握、委托代理人程少飞、代启东,沈阳客运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党荣光、吕庆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香港康利公司于2012年4月9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称:2001年9月11日,我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合作合同,约定共同组建沈阳康利公司。2001年10月31日,沈阳康利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我公司以265.804万美元折合2200万元人民币投入,占注册资本100%,沈阳客运集团以线路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停车场、厂房、站房设备作为条件,占注册资本0%,合作期限20年,利润分配比例沈阳客运集团48%,我公司52%。我公司履行了投资义务。2003年沈阳康利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2007万元人民币,由沈阳客运集团以实物和无形资产(评估价2009.27万元人民币)作为投入。双方约定,沈阳客运集团于2003年10月15日止将实物和无形资产变更过户至沈阳康利公司名下。变更后,我公司占注册资本52%,沈阳客运集团占48%。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出资,从逾期第二个月起,每逾期二个月,违约金为出资额的1%。沈阳客运集团至今未办理变更过户手续。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沈阳客运集团履行合同约定的投资义务,即价值2007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实物等变更、过户至沈阳康利公司名下;支付违约金993.465万元(2003年11月15日至起诉之日止);赔偿经济损失1961万元;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沈阳客运集团答辩称:(一)我公司所有投入包括8条线路经营权和其他实物均已投资到位,未变更过户的原因是,双方合作合同未约定更名过户;公交线路经营权是政府委托授权审批给我公司特别经营,其变更过户须经政府、国资委、外经委重新立项、申请、审批;合作合同约定我公司的出资在合同期满后均属出资人所有,变更过户耗资过大;香港康利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林飞康一直未要求我公司将出资的实物、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变更、过户至合作企业名下。(二)自2004年至2007年,香港康利公司以提取折旧费为由,将近2130万元折旧费提出来,但未按照合作合同将该款重新投入更新合作企业第二期车辆,由于香港康利公司违约,造成合作企业经营严重困难和亏损,请求驳回香港康利公司诉讼请求。

  沈阳康利公司陈述称:沈阳客运集团未办理更名过户,第二期车辆更新贷款单位是沈阳康利公司,由香港康利公司负责偿还。许掌握入主公司后做了大量工作,公司资产和利润不断增长。2009年沈阳康利公司“3.24堵车”事件发生后,沈阳市交通局提出香港康利公司退出,该企业由沈阳客运集团独自经营至今。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0月31日,沈阳客运集团与香港康利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立沈阳康利公司。合作期限20年,法定代表人林飞康。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第十、十一、十二条约定“投资总额4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金2200万元人民币。沈阳客运集团以8条线路经营权、站亭、广告媒体的无形资产、停车场、厂房、站房设备作为条件,占注册资金0%。香港康利公司以相当于2200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出资注册,占注册资金100%”;第二十条约定“双方以其认缴出资额,按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风险及亏损。双方分利沈阳客运集团占48%,香港康利公司占52%比例分配”;第二十三条约定“香港康利公司先行回收投资前提为:合作期限届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国合作者所有;合作企业的亏损未弥补前,香港康利公司不得先行回收投资;必须在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进行;必须对合作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依法审查批准。香港康利公司所提折旧费的资金用于投资更新第二期车辆。更新车辆资金不足的部分,由双方按投资比例出资,按第二期投资比例各提折旧”;第二十四条约定“香港康利公司所提折旧费的资金用于投资更新第二期车辆”;第六十七条约定“对合同及附件的修改及变更,必须经合作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第七十条约定“香港康利公司未按合同按期出资,从逾期第二个月起,每逾期二个月,向守约方缴付出资额1%违约金”;第七十三、七十四条约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争议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合作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2002年7月31日,辽宁天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沈阳客运集团的对外出资评估明细载明:资产总计2009.2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992.99万元,包括建筑物893.63万元、设备99.36万元;无形资产1016.28万元,包括线万元。土地使用权证注明土地性质为划拨。

  2003年3月16日,沈阳市国税局涉外分局关于康利巴士公司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等问题申请的批复载明:同意香港康利公司以折旧形式先行回收投资。2004-2007年香港康利公司回收投资款人民币21295036.51元。

  2003年7月1日,沈阳市交通局向沈阳市财政局提交“关于沈阳康利公司办理国有资产出资备案的函”载明:经投资双方协商,决定将原中方提供合作条件的资产转为出资入股。经评估资产总值2009.27万元,现申请办理国有资产出资的备案手续。

  2003年8月18日,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关于修改合同的协议》,约定:“合作公司投资总额4207万元,注册资金4207万元。沈阳客运集团以8条线路经营权、停车场、建筑物、设备、车辆作为出资,相当于2007万元参加注册,占注册资金48%。香港康利的原220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金52%”。

  2003年8月25日,沈阳市大东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签发《关于同意沈阳康利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的批复》载明:“同意你公司2003年8月18日的《关于修改合同的决议》作为原合同的一部分,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同意康利巴士公司投资总额由4000万元增至4207万元,注册资本由2200万元增至4207万元。其中沈阳客运集团出资由0增至2007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由0%变更为48%;香港康利公司占注册资本比例变更为52%。请凭此批文于30日内到市外经局换领批准证书,并到工商等有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经查明,沈阳客运集团已经将出资全部投入合作公司,但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

  2006年3月30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从2006年4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止,康利巴士公司每年向沈阳客运集团支付下岗人员工资60万元。沈阳客运集团不承担合作公司的经营风险和亏损,也不参与合作公司任何利润分配,盈亏由香港康利公司自行承担和受益”。2007年1月18日,双方对2006年3月30日的协议书进行修改和补充,补充协议书约定:“从2006年4月1日起,沈阳客运集团所提供的九条公交营运线路及停车场、办公楼、维修车间等配套设施,租赁给合作企业使用,租赁费60万元/每年,从2007年1月1日起,66万元/每年,支付到2011年10月30日止,所有的税、费由沈阳客运集团承担,沈阳客运集团必须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租赁费发票给香港康利公司,并列入企业成本。由2011年11月1日开始,按双方2001年9月11日签订的合同、章程执行或另议”。上述协议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2007年2月,沈阳康利公司支付租赁费45万元。

  2007年6月10日香港康利公司免去林飞康沈阳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委派许掌握接任。

  2008年4月1日,沈阳客运集团与香港康利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截至2007年3月,香港康利公司提取折旧费21295036.51元,故第二期公交车辆更新香港康利公司应先期投入21295036.51元。沈阳客运集团同意以沈阳康利公司为这次购车贷款单位。贷款总额中的21295036.51元作为贷款本金由香港康利公司偿还”。2009年4月20日,沈阳客运集团致香港康利公司的回函载明:“一、沈阳康利公司‘3.24’堵车事件发生后,市交通局已明确提出贵方退出股份。‘3.24’堵车事件现场会上,市公安局闫守国副局长代表市政府提出该公司董事长许掌握对这起严重事件负有政治责任。二、林飞康经营期间共提走折旧2130万元。董事长许掌握接手后未将这笔钱用于新购车辆的投资。沈阳康利公司去年购入新车150台,总值5230万元,其中贷款3509万元,截至2009年2月,公司已偿还贷款本金763万元,利息160万元,合计923万元。这个期间企业新提取折旧666万元,按52%计算,即346万元可视为贵方投入。因此贵方投资尚欠1784万元未到位”。2009年5月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的调账事项说明载明:“2008年4月1日双方就2008年提前更新车辆达成协议,第二期车辆更新香港康利公司应先期投入21295036.51元,沈阳客运集团同意以沈阳康利公司为购车贷款单位。贷款总额中的21295036.51元作为贷款本金由香港康利公司偿还,并视为香港康利公司二次投资,故作调账处理”。2011年6月25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受香港康利公司委托出具的报告载明:“截至2011年3月31日沈阳康利公司账面余额42003181.50元,香港康利公司先行回收投资21295036.51元,实收资本账面净额20708144.99元”。

  2010年5月27日,沈阳客运集团发给许掌握的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函载明:“鉴于2009年‘3.24’事件以来的状况,合作双方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均未取得一致意见或达成谅解,在合作基础已经动摇的情况下,不宜召开董事会,而应召开股东会,就沈阳康利公司的走向作出决议”。

  2010年7月22日,双方形成沈阳康利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康利巴士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截止日期2010年6月30日。由双方同意的评估公司清算。待评估报告出来,双方召开股东会研究下一步事宜”。

  2011年6月24日,在沈阳客运集团给香港康利公司关于股权转让问题的函中表明:“沈阳康利公司的截至2010年6月30日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完成。鉴于双方沟通康利公司贵方股权转让事宜已经一年,贵方一直未提出明确的股权转让价格。我方提出在2011年6月28日前,贵方如能确定在康利公司52%股权的转让价格,此次股权转让继续进行。逾期,我方建议召开股东会,研究康利公司清算事宜”。之后,因股权转让价格双方争议较大,股权转让及清算事宜处于停滞状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根据沈阳客运集团与香港康利公司的约定,与合作合同有关的争议由合作企业所在地法院管辖,故本案所涉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中外合作者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益或者产品,承担风险和亏损。

  沈阳客运集团与香港康利公司于2001年9月11日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沈阳客运集团以8条线路经营权、站亭、广告媒体的无形资产、停车场、厂房、站房设备作为条件,占注册资金0%。双方并未约定沈阳客运集团以非货币财产作为出资,只是约定沈阳客运集团以非货币财产作为条件。2003年8月18日,沈阳客运集团与香港康利公司签订《关于修改合同的协议》约定:沈阳客运集团以8条线路经营权、停车场、建筑物、设备、车辆作为出资,相当于2007万元参加注册,占注册资金48%。香港康利的原220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金52%。双方虽然对合作合同进行了修改,但是沈阳客运集团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房屋等财产的变更登记手续,该修改内容并未得到真正履行。除香港康利公司回收投资款人民币21295036.51元之外,沈阳康利公司一直由港方任法定代表人并进行经营管理,双方并未实际进行共同经营及收益分配。因此合同名称为中外合作经营,但从双方履行情况看,并不符合合作经营的本质属性。

  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又于2006年和2007年分别签订协议,2006年3月30日,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协议书约定:“从2006年4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止,康利巴士公司每年向沈阳客运集团支付下岗人员工资60万元。沈阳客运集团不承担合作公司的经营风险和亏损,也不参与合作公司任何利润分配,盈亏由香港康利公司自行承担和受益”。2007年1月18日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从2006年4月1日起,沈阳客运集团所提供的九条线路及停车场、办公楼、维修车间等配套设施,租赁给合作企业使用,60万元/每年,从2007年1月1日起,66万元/每年,支付到2011年10月30日止。合同还约定,由2011年11月1日开始,按双方2001年9月11日签订的合同、章程执行或另议。该补充协议书可以从内容得出香港康利公司对沈阳客运集团未履行过户手续不仅明知,而且不持异议。根据2006年3月30日协议书和2007年1月18日补充协议书,沈阳客运集团与香港康利公司逐步明确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而且对于租赁合同届满后如何走向并未予以确定。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2001年9月11日的合作合同后,相互间并未履行合作法律关系的权利与义务。本案系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发生2009年“3.24堵车”事件,沈阳客运集团单方接管公司,致使租赁合同履行出现障碍,从而产生的诉讼。双方虽然在此期间形成同意沈阳康利公司评估清算的董事会决议以及关于香港康利公司股权转让的往来函件,但并不影响本案应为履行租赁合同而发生的纠纷。香港康利公司要求沈阳客运集团将出资更名过户、支付违约金以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合作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由于该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香港康利公司诉讼请求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同,该院依法向香港康利公司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否则自行承担诉讼风险,但香港康利公司拒绝对诉讼请求予以变更。

  综上,香港康利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该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11573.25元,退还香港康利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康利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4号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该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其主要理由是:(一)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之间的纠纷系股东出资纠纷。为了成立沈阳康利公司,双方于2001年签订了《合同书》,沈阳客运集团未按约定履行投资义务,香港康利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沈阳客运集团在一审中未就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抗辩或提出异议,只是辩称其已完成投资。

  (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阳康利公司每年向沈阳客运集团提供60万元资金用于支付沈阳客运集团下岗职工工资,为了解决财务记账问题,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才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所以,该《补充协议书》是不线月,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一直在探讨沈阳康利公司清算及股权转让等事宜。这也恰恰说明,双方之间不是租赁关系,而是合作经营关系。如果沈阳客运集团只是出租人,其不可能与香港康利公司协商公司清算及股权转让等事宜,并共同形成同意沈阳康利公司清算的董事会决议。

  (四)4号裁定认定沈阳康利公司一直由港方任法定代表人并进行管理,双方未实际进行共同经营及收益分配,合同名为中外合作经营,但从双方履行情况看,不符合合作经营的本质属性,该认定错误。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由香港康利公司指派董事长、总经理,沈阳客运集团指派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双方按照该合同约定履行,且实际上进行了共同经营。

  (五)退一步讲,即便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存在租赁关系,但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由2011年11月1日开始,按双方2001年9月11日签订的合同、章程执行或另议”,即双方2011年11月1日以后已恢复合作关系。一审法院仍认定双方为租赁关系,与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沈阳客运集团答辩称:4号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该裁定。2001年9月11日,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合同书,主要内容为沈阳客运集团以八条线路及其他相应资产进行出租;2006年3月30日及2007年1月18日分别又签订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从2006年4月1日起沈阳客运集团以九条线路及相应其他资产租赁给沈阳康利公司使用。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在本院二审中提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就此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

  2001年9月11日,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合同书》,约定成立合作企业沈阳康利公司,约定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各自的出资比例,利润、风险及亏损分担比例,香港康利公司如何回收投资,以及合作企业最终归属等事项。该《合同书》符合合作合同的基本特点,亦经过政府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审批,合同签订后,香港康利公司进行了出资,合作企业沈阳康利公司于2001年10月31日注册成立,沈阳客运集团亦提供了8条公交线路经营权、站亭、广告媒体等无形资产及停车场、厂房、站房设备等用于合作企业经营。因此,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自《合同书》签订伊始,即形成合作合同关系。

  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2006年3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07年1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了公交营运线路及配套设施的租赁条款。该条款的约定是否使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发生改变,即由原来的合作合同关系转变为租赁合同关系,是一审法院认定以及当事人诉辩争议焦点之所在。

  对此,本院认为:(一)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关于公交营运线路及配套设施的租赁条款的约定,并未体现出双方将合作合同关系变更为租赁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沈阳客运集团提供九条公交营运线路及停车场、办公楼、维修车间等配套设施,租赁给沈阳康利公司使用,沈阳康利公司向沈阳客运集团支付60万元费用,载明用途为“支付下岗工人工资”,后变更为“租赁费”。《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签订方为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租赁物使用方、租金支付方则为签约人以外的第三方主体。以上约定事项,是基于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双方与合作企业沈阳康利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作出,约定的事项为沈阳客运集团原出资的公交营运线路等非货币财产如何使用的问题,与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租赁合同关系有所区别,且上述条款并未体现出双方将合作合同关系变更为租赁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有关内容是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基于合作合同关系达成的进一步约定。《协议书》约定,从2006年4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止,沈阳康利公司每年向沈阳客运集团支付下岗人员工资60万元。沈阳客运集团不承担合作公司的经营风险和亏损,也不参与合作公司任何利润分配,盈亏由香港康利公司自行承担和受益。《补充协议书》约定,所有的税、费由沈阳客运集团承担,沈阳客运集团必须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租赁费发票给香港康利公司,并列入企业成本。由2011年11月1日开始,按双方2001年9月11日签订的合同、章程执行或另议。以上约定事项均系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基于合作合同关系而再行商议的有关内容,包括《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生效期间一方的经营风险、利润分配、盈亏承担,税费承担方式以及《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期满后的后续事宜如何处理等。

  (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期满后,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之间形成的部分事实亦说明双方仍在履行合作合同。第一,《补充协议书》约定,2011年11月1日开始,按双方2001年9月11日签订的合同、章程执行或另议。在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没有另议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依照前述约定,双方仍应按照原合作合同履行;第二,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009年5月12日签订的《调账事项说明》,以及2010年以后双方之间协商、函件往来等事实,说明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在《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期满后,仍围绕双方合作合同关系,多次协商有关回收投资、评估清算、股权转让等事宜。

  综上所述,香港康利公司与沈阳客运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合作合同关系。香港康利公司基于合作合同关系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为租赁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据此裁定驳回香港康利公司的起诉亦属不当,应予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许可,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与裁判文书库及其内容的链接,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不得拷贝或传播本裁判文书库信息。

www.402.cc 相关文章

  • 无相关信息

dafa888产品